年之后，被调到作家出版社，叫我编一个栏目。后来又真是不知从何说起，我忽又变成副总编辑，然后又合并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了负责人。事情实在奇怪。我为了这件事，曾去周扬同志家恳请免去此职，因为这时已经知道在文艺界实在不敢言是非，自知何德何能，不能堪此。我在周扬家院子里说：“这原是冯雪峰、王任叔这些前辈干的。怎么让我干这个？完全是偶然性，我不能干。”周扬却坐在藤椅上喝着茶，一笑，道：“多少人干工作都是偶然性，叫我现在做这个工作，也是偶然性嘛。”当时我听不懂他的偶然性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周扬把我这样的人看成什么人。想来大概是已打倒的人太多，敢信任的人太少了，因我不属于任何派，不必狠批狠斗，只要平时老实听话就可以，那就“偶然”用用吧。但是后来，我越来越不老实，为写了两篇小说（《月夜清歌》《访旧》）被列名送到北戴河会议去批判。我们这些并非什么集团亦非右派的人又一次被找出些破绽，被送下乡。我下去之前，情况已经又有了大变化，已经开了夏衍的批斗会。夏衍跟周扬的关系，是大家都清楚的。夏衍尚如此，何况其他人？陈荒煤、邵荃麟、齐燕铭……也无一不遭贬谪，这时只有周扬还在。我还想，文艺界竟只有他一个是正确的了。可是他经手批判过多少人啊，我是抱着必难苟免的心情下去的。

我下乡回来，是一九六六年，整个局势全变了，被贬谪的人关进了监狱。我一下火车就被送进了社会主义学院（文化部文艺界的总牛棚）。批斗的大字报贴满墙，田汉、林默涵等，都关在这里。周扬的名字赫然在目，人已经病倒，而且抓起来了，文艺界最后一个批判人的人，自己被批判了。文艺界最重大的问题，已经全部被英明地发现出来。文艺界就此彻底瓦解。这使得像我这样的干部反倒放了心，反正无可系恋，去劳动改造就是。在干校，我们谈起将来的前途，差不多都说：“将来若有解放回去的那一天，文艺这行决不干了，编辑决不当了，文章更是打死我也不写了。”

直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人们好像从梦里醒来。有一回，我到中组部招待所去看解放不久的蒋南翔。老蒋对我说：“周扬听说你来了，他想看看你，好吗？”我说：“行。”于是我和周扬同志在老蒋屋里见了面。他见了我，微笑握手，好像没有多久不见，问我：“你怎么样了？”我当然只能回答：“这些年，犯错误，受了些罪。”他仍然以从前接见我时的平和仪态向我轻轻点点头，安慰似的说：“那没有什么，你是犯的小错误，我犯的大错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