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下他就说：“只有毛主席才能如此英明，察觉问题。我们文艺界哪一次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发现出来的，我们就是不行。上一次，《武训传》是如此，《红楼梦》问题是如此，这一次胡风问题又是如此。”他说的《武训传》事件，包括他自己没有首先出来批判那部电影，因而挨过毛主席的骂，这我知道。大家唯唯，我自然也点头称是，只怪自己笨到如此程度。我还写了篇文章，批判胡风，以为自己这样做是听党的话，紧跟周扬。我实在不懂胡风和周扬的理论根本争端何在，以为毛主席真的发现了匪巢。

但是后来局面越搞越大，越出越奇。从胡风发展到丁玲、冯雪峰。我不知道丁玲有什么罪，只知道因为她提倡一个作家应当写出一本打得响的书，叫“一本书主义”，她就属于反党了。而冯雪峰同意了发表俞平伯的论《红楼梦》文章，就成了“有犯罪感”，而且说是他们想办同人刊物（还没办），就是反党刊物，由此抹掉他几十年的革命历史，成了右派。后来，发展到与丁玲有关的陈企霞也成了右派，然后是与陈企霞一起办刊物的编辑被一概网罗在内，再然后是丁玲的秘书也算了进去，及至后来，与丁、陈、冯毫无关系，因自己写了“现实主义道路”，真正和我一样听党的话，老解放区出身的秦兆阳，也进去了。再以后就打到了比我还要纯洁年轻的王蒙以及陈企霞在老解放区教过的学生、一味歌颂解放区的徐光耀……我的天！不懂文艺理论的我，也不能不接受现实的教育，脑筋开动起来。慢慢地在我所编的刊物《文艺学习》上，发动了关于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接着，我自己也写了不属于口口声声歌功颂德的小文章，于是我就由紧跟右派突然掉到了右派的边缘，作协党组成员被撤掉，中直党代表也撤了，被遣送下乡。

那几年，我下去又上来，上来又下去。记得在一次下去之前，听周扬作报告，他点名大骂黄秋耘：“什么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就是人民大众！你眼睛里还有人民大众没有？”听了这话不由我全身震悚，觉得周扬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

那篇周扬署名的《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以及批判艾青等等后来成为毒草的文章，使人迷惘。令人分不清何谓香花，何谓毒草。若说这些都是毒草，是右派，试将文章译成外文介绍出去，不告诉他们作者是谁，外国人准得说这是左派。人的是非左右观念已经弄乱了。我就是想学，也学不来；我跟，却跟不上。

由于我自己的逐渐明白，我自然与周扬同志越来越少接近。我下放农村工厂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