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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陵当然气象博大，却不像此地负山面水。要不是墓裏的母亲带大了她的孩子，亚洲第一共和国由谁来带大呢？单凭这一点，这座坟就不朽了。」

「也真是的，来了香港十年，一直不知道国父的母亲葬在飞鹅山上。」

「我想许多香港人也不知道。」

「不知道她怎么会葬在香港。」

当天回家之后，我去中文大学的图书馆借了六七本国父的传记，专找记述杨太夫人的段落，为她描出了这样的轮廓：国父诞生的那一年，杨太夫人已经三十九岁。国父十二岁时，母亲带他从澳门乘一艘两千吨的英国小轮船去檀香山，依他的长兄德彰生活。据说杨太夫人当年就自行回国。此后她的行止在国父许多传记裏都没有记载，直到最后才见于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杨太夫人于清末随长子德彰寄居香港九龙城东头村二十四号。宣统二年夏卒于旅寓。时国父适在海外，由同盟会员罗延年经纪其丧，葬于新界西贡濠涌百花林。」

宣统二年正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杨太夫人病逝于那一年的七月十九日，当时国父正在新加坡为革命奔走。推算起来，杨太夫人享年八十三岁。国父之父死时七十六岁，也可称长寿了。但是国父一生只得五十九年，可见革命与建国的辛苦，杨太夫人生于道光八年，卒于宣统二年，生卒之日都在阴曆六月十三，真是巧合。她死的时候，孩子不在身边，革命也尚未成功。古来的志士烈士但知有国，不知有家。国家之幸，未必是家庭之福。每一个伟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更伟大的女人，也许是妻子，也许是母亲，默默地承受着重大无比的压力。接到夏完淳狱中书的母亲，捧着林觉民诀别信的妻子，她们的那颗心，要承受多么沉重的锤打呢？苏轼的母亲读东汉范滂传，慨然歎息。苏轼问她：「我要是做范滂，母亲肯吗？」苏母说：「你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

历史虽然由志士写成，其代价，却由无数的母亲担负。

正是初春，怯怯的鸟声在试探空山的岑寂，回声裏有溼溼的野意。我心头思潮起伏。古墓阒然，墓中的灵魂不置可否。几乎忘了，这已经是七十五年，四分之三世纪的古墓了。碑前的石炉裏怔怔地插着十几柱残香，三脚架支着的一个花圈倚在墓前。墓的方向朝着东北东，不能说是正对着锺山。小时候，我虽然拾千级石阶上过白巍巍的中山陵，却不记得那坊门是朝南朝北了。

我们沿石径攀回飞鹅山道，重新驱车上坡，向枕田山进发。意外顶礼过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