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滴落在他急剧起伏的胸上。我说亲爱的，你再坚持一下，三个小时后车到怀化，我们就有氧气了，列车长说给我们联系。丈夫闭着眼，痛苦地喘息着，没有说话。我知道我说这话时，我的心在淌血，淌血的心被高高挂在了悬崖上，下面是万丈深渊，谁来救我的亲人？救我？我的呼救声微弱而无力，声声跌在悬崖下的深渊之中，我分明听到了那一声声跌碎的惨吟。

列车缝隙中钻进来的冷风在风化我的心，那血已在干涸……

我对副车长说，车长上午答应到怀化给我们上一个氧气瓶的。副车长说车长休息了，上午是他的班，下午是我的班。我说那我求你救我的丈夫了，我一定感谢你。我背转身掏背包里的钱，我发现我只剩下六百元钱了，我想把这仅剩的六百元钱给他，只要他能救我的丈夫。他还是坚持要我对他们站长说，他说按规定列车上是不许上氧气瓶的。他又说听你儿子说丹增书记帮助过你们，那就让丹增书记给我们站长打个电话，站长再给我打电话，事情就解决了。又说你没见我在凯里已经开始安排了吗？我说现在已经中午一点了，可能联系不上任何人了；我说我丈夫的生命垂危，怕来不及这样无望的折腾了；我又说怎么与你们站长联系，有姓名和电话么，副车长最终没有告诉我怎样和他们站长联系，只说哪个领导都行，说完，他就消失在车廊里了。

我看见军医卢国良已在用球状人工呼吸器帮助丈夫呼吸，看见护士小闵为丈夫吸出的痰已是一管管粉红色的血水。情急之下，我给丹增书记的秘书小和拨通了电话……

2

八月三十日上午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的十几位军医抢救我丈夫时，小和到了现场的。他对我和林副院长说，丹增书记给医院打了电话，但还是不放心，让我过来一趟。我知道他说这些话对救我丈夫至关重要。我不认识丹增，更不知道丹增是云南省委副书记。三十日凌晨，我的丈夫已经呼吸衰竭，他已高烧到三十九度多，心脑静、柴胡都不能使他退热，医生给他注射了激素。之后他开始大汗淋漓，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湿了枕头、床单，湿了厚厚的被褥。他的生命之水雨一样淋了下来，河一样流了出来。流尽了生命之水的肉体开始变得石头一般冰冷，医生说他的神经末梢已不能循环，他的血氧量不足百分之五十，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随时都可能因缺氧而窒息。他的“病危”是在两天前他住进医院时医生就向我下了通知的。

下午三时，我的两个儿子也从北京飞到了昆明。

之后的二十多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