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一次见到吴鲁芹先生，是在一九八一年九月。那年的国际笔会在法国召开，他从美国，我从香港，分别前往里昂赴会，都算代表台北。里昂的街头秋色未着，高俊的乔木丛叶犹青，不过风来时已有寒意。他上街总戴一顶黑色法国呢帽，披一件薄薄的白色风衣，在这黑白对照之间，还架了一副很时髦的浅茶褐太阳眼镜；加以肤色白皙，面容饱满，神情闲散自得，以一位六十开外的人说来，也是够潇洒的了。他健谈如故；我们的车驶过萨翁河堤，凉沁沁的绿阴拂人一身，他以怀旧的低调追述夏济安，陈世骧，徐訏等生前的轶事，透出一点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的感伤。当时明艳的河景映颊，秋风裏，怎么料得到，不出两年就有此巨变？

那次去里昂开会的中国人，除了巴金一行之外，还有代表台北而来自巴黎的杨允达，和代表香港的徐东滨。法国笔会把中国人全安置在同一家旅馆，因此我们好几次见到巴金。有一次，吴鲁芹在电梯裏遇见四十年前武汉大学的老同学，面面相觑久之，忽然那人叫道：「你不是吴鸿藻吗？」吴鲁芹叫道：「你不是叶君健吗？」笑了一阵子后，对方说：「等下我来看你。」吴鲁芹潇洒地答道：「好啊，正好叙叙武汉往事。只有一点，你可别向我统战，我也不劝你投奔自由。」这件事，第二天吃早饭时他告诉了我们，说罢大笑。吴鲁芹做人嚮往的境界，是潇洒。他所谓的潇洒，是自由，自然，以至于超然。也就因此，他一生最厌烦的就是剑拔弩张，党同伐异的载道文学。这种态度，他与文坛的二三知己如夏济安、林以亮等完全一致。在那次国际笔会的研讨会上，轮到自己发表论文时，他也就针对这种奉命文学毫不含糊地提出批评。

里昂四天会后，我们又同乘高速的新火车去巴黎。之后杨允达又以地主之谊，带我们和徐东滨遍览圣母院、铁塔、凡尔赛宫等地。一路上吴鲁芹游兴不浅，语锋颇健，精神显得十分充沛。只有两次有人提议登高探胜，他立刻敬谢不敏，宁愿留在原地，保存体力。当时羡慕他老而犹健，老得那么闲逸潇洒，而晚作又那么老而愈醇，不料未及两年，对海的秣陵郡竟然传来了噩耗。

这消息来得突然，但到我眼前，却晚了三天：我是在港报上看到有短文悼他，才惊觉过来的。吃早饭时我非常难过，嚥下去的是惊愕与惋惜，为二十多年的私交，也为中国的文坛。在出身外文系而投身中文创作的这条路上，他是我的前辈。中英文的修养，加上性情才气，要配合得恰到好处，才产生得出他那样一位散文家来。这一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