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除了玻璃碎片外还欣赏我的历史感。在一场由官方为司令官们举办的演出结束后，人家把我们介绍给一位不穿制服的学者，此人对我的艺术大加恭维。我尤其感激帝国一份主要日报的通讯记者，他正待在这座塞纳河上的城市里，并且不愧为法国问题专家。他暗示我注意我的节目中若干细小的错误，但不属于风格上的纰漏。我们在巴黎过冬。人家请我们在一流饭店里下榻，我也不想缄口不提，我身边的罗丝维塔在整个漫长的冬天一再试验并证实了法国床的优点。奥斯卡在巴黎幸福吗？难道他已经忘了故乡的情人玛丽亚，还有马策拉特、格蕾欣和亚历山大·舍夫勒，忘了他的儿子库尔特和他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吗？

我并没有忘记他们，然而我也不惦念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所以，我也没有寄军用明信片回家，不给他们任何我还活着的标志，而是给他们提供条件，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生活上一年；我离家出走时就决定要回去，我感兴趣的是我不在时家里这伙人的关系作了怎样的调整。在街上，在表演时，我有时也在士兵的脸上寻找熟悉的特征。也许弗里茨·特鲁钦斯基或阿克塞尔·米施克从东线调到巴黎来了，奥斯卡想着，有一两次真以为在一伙步兵中间认出了玛丽亚漂亮的哥哥，其实不是，军灰色把人弄糊涂了！

唯独艾菲尔铁塔使乡愁在我心中萌生。这并不是说，我曾登上这座铁塔，极目远眺，唤起了对家乡的渴望。奥斯卡在想象中经常登上明信片上印着的这座高塔，假如真的攀登上去，那只能使我感到像是在失望地爬下塔来。在艾菲尔铁塔脚下，没有罗丝维塔，我独自一人，在这金属结构的弧形基架下面，站着或者蹲着，这个能让我看到四处的然而又是封闭式的穹隆，却变成了我的外祖母安娜能够掩蔽一切的罩子。当我坐在艾菲尔铁塔下面时，我也就坐在了外祖母的四条裙子下面，练兵场变成了卡舒贝的土豆地，一场巴黎的十月雨不知疲倦地斜飘到比绍与拉姆考之间。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嗅到整个巴黎，连同地下铁道，散发出一股略微有点哈喇的黄油味道。我变得沉默寡言，终日沉思，罗丝维塔待我细心周到，她注意到了我的苦痛，因为她是感觉细腻型的。

一九四四年四月——从各个战场传来了成功地缩短战线的消息——我们奉命收拾演员行囊，离开巴黎，到大西洋壁垒去慰问。贝布拉的前线剧团在勒阿弗尔开始它的巡回演出。我觉得贝布拉沉默寡言，神思恍惚。尽管他在表演时从未出过差错，一如既往地取悦观众，但是，大幕一落，他那张苍老的纳赛斯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