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尼写到，“仿佛他们就只能用歌声交谈，所有的歌都是以二重唱形式演唱的。”格罗斯里记载：“在圣马可广场，一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人，鞋匠、铁匠，身着符合他职业的服装，开始演唱一首歌；其他这类人加入其中，分几个声部演唱这首歌，其准确、无误及艺术品味，在我们北方国家即使是最优秀的上流社会也很难达到。”

从十五世纪开始，托斯卡纳乡间每年都要举行通俗音乐演出；那不勒斯和卡拉伯里亚的民间天才体现在那些连专业音乐家也不敢小瞧的民间歌曲中：皮西尼和派西罗则利用这些歌曲为自己的音乐服务。

但是令人称奇的是人们在聆听音乐时表现出的狂喜。

伯尼写到：“当意大利人崇拜一件东西时，他们似乎即将因为感官无法承受的快乐而死去。”1758年，在罗马的一次露天交响音乐会上，摩拉雷神父声称：“人们高兴得发狂。”你会听到这样的呼喊：“天啊！这是怎样的欢乐啊！一个人会因欢乐致死的！”之后，在1781年，英国人摩尔在罗马的一次堪称“音乐奇观”的现场，注意到“听众双手紧握，眼睛半闭，屏住呼吸”。一位年轻女子从正厅后座中大声喊到：“上帝啊！我是在哪？我快幸福死了！”有些演出被听众的啜泣声打断。

音乐在意大利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音乐狂伯尼本人都从它唤起的激情中看到了这个国家面临的危险，“从音乐设施和公开演出的数量来判断，我们可以指责意大利人无节制地发展音乐。”

意大利的音乐优越性不仅仅是因为她对音乐有天生的鉴赏力，还因为在整个意大利半岛上音乐教育十分完备。

这一艺术文化最耀眼的中心是那不勒斯。在伯尼时代盛行的观点是，一个人越向南行，人们的音乐品味就越高雅。格罗斯利认为：“意大利可以比做是一把音叉，而那不勒斯就是它的高八度。”德·布罗西斯议长，高叶尔神父，特别是拉朗德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拉朗德写到：“音乐是那不勒斯人的胜利。在这个国家，耳朵的基本结构似乎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更敏感、更谐调、更洪亮；整个民族都在歌唱；手势、声音的抑扬，音节的顿挫，对话——那里每样东西都表达音乐，呼吸着音乐；那不勒斯是主要的音乐源泉。”

伯尼反对这种观点，在他那个时代，这种观点已经不再是很准确了。而且一直有点夸张。他认为：“现在人们倾注在那不勒斯艺术上的信心超过了它实际应该享受的程度，尽管过去那不勒斯人或许有权享受这种名声。”他认为威尼斯才是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