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莲头一回进北京，到了北京，有些晕头转向。她首先觉得北京大，比村里、镇上、县城和市里都大，大得漫无边际，坐在公交车上，走走是高楼大厦，走走又是高楼大厦，走走是立交桥，走走又是立交桥。另外她在北京转了向。李雪莲从小学课本上就学到，天安门在长安街的北边，当她坐着公交车从天安门广场穿过时，却发现天安门在长安街的南边，用村里的方位校正半天，还是没有矫正过来，看来在北京期间，就要以南为北，以东为西了。比这更要命的是，李雪莲来北京是为了告状，待到了北京，却不知道该到哪里告状，该向谁告状，这些该去告状的地方在哪里，能够接受她告状的人，又住在哪里。幸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李雪莲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而人民大会堂，就在天安门的西侧，当然，在李雪莲看来，是在东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一定是有头有脸的人去的地方，而且不是一般的有头有脸，李雪莲灵机一动，决定在北京待下之后，趁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到天安门广场去静坐，一静坐，说不定就能引起在大会堂里开会的有头有脸人的注意。

为了在北京待下来，为了安置自己，李雪莲投奔了一个中学同学。这个中学同学叫赵敬礼，当年在班上，与李雪莲坐前后桌，坐了六年。赵敬礼长颗大头，大头正头顶，又凹进去一坑，成了葫芦型。“赵敬礼”是赵敬礼的大名，但班上无人喊他“赵敬礼”，都喊他“赵大头”。久而久之，喊“赵大头”有人答应，冷不丁有人喊“赵敬礼”，赵敬礼自个儿，都不知道在喊谁。初中三年，两人没说过话，从高中一年级起，李雪莲知道赵大头对她有意思。赵大头从小没有娘，她爹是镇上一个裁缝，赵大头有三个弟弟，一个爹，整天踏一台缝纫机，养活赵大头哥儿四个，家里并不宽裕，但从高中一年级起，赵大头三天两头给李雪莲带“大白兔”奶糖，从课桌后悄悄递过来。也不知他的钱从哪里来的。“大白兔”糖送了两年多，也不见赵大头有什么表示。还是高中快毕业了，一天在上晚自习，李雪莲出教室解手，从厕所回来，赵大头在教室门口候着。看看左右无人，赵大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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