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侍从伸过来的手镜中，倏忽瞟了一眼场外看热闹的人们。

他们没有一刻的安稳，维持秩序的绳子深深嵌入肚皮，一个劲儿只想挨近我，哪怕一寸也好。一些人伸着手臂，又笑又跳，以便引起我的注意。

不光女人，也挤满了年轻小伙子。在这五月的正午，他们懒得去上学上班，个个穿着我所创造的制服。那些人喜欢让我看到他们那一身打扮：时髦的镶着丝带的草帽，细腰紧身的条纹短袖衫（钉着肩章），在敞开三只纽扣的胸口闪光的挂坠，以及给人留下包屁股印象的细腿裤子，还有纯黑的袜子……这些都是我所创造、因我而流行的制服。他们一概和我同年，朝气蓬勃。他们无法对付贫穷和闲暇，向人夸示着难于处置的过剩的精力。

他们力求想做的人物、他们的“原型”就是我。我一直这么想，所以打算从侍从伸过来的手镜中窥探一下。镜子里映出一位健壮的青年的脸，然而那种健壮实在是借助油彩的缘故。因为脸上油腻腻的，所以稍许扑上些粉。可是，我很清楚，油彩下面的面孔根本不用扑粉，扑上白粉就没有光泽了。我骨骼粗壮，筋肉结实，不过早已失去往日的活力，所谓原型，经过无数次复制之后，必定很快变得冷却疲惫、干枯无味了。

我二十三岁，不管怎么蛮干，都是无往不利的年龄。但是，由于近半年来无休止的劳累和接连不断地熬夜，我的青春迅疾走向黄昏，对这一点我心知肚明。

这种认识尽皆来自“真正的世界”，因此，这种认识没有存在的必要，因而也就不会存在。就像那些无赖汉洗手不再干坏事一般，我已经同那个世界斩断了关系。我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做梦了。做梦，是那些在电影院里购买粗纸电影票的观众的特权，我没有那样的特权。

“做明星是怎样一番心情呢？”

后援会的一群毛丫头经常向我发问。

（奇怪的是，后援会的会员中，不知为何会有那么多丑女，有时还有残疾人。要到大街上搜集这么多丑姑娘，那一定很费力气。）不过，人们可以谈论自己的梦，但绝不能清楚地说明自己就是梦境本身这样的感觉。

“下次从哪里开始？”

“好像是第六场。”

侍从把用红铅笔标记的分场台本递给我看。

高浜导演对分场做得很细，除了昨夜做好的分镜头之外，就像一位拾荒者，看到路上有什么破烂，就尽早摄入画面。如今，我之所以闲着没事儿干，是因为我这个飘落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