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情报人员标准。”

“大概不够。”

“你很谦虚。”

“哪里。”

“你一共在前线写了几篇所谓的报告文学？”

“写了十来篇。”

“全发表了吗？”

“没有。”

“全没被发表？”

“没被全部发表。”

“哪一类的没被发表？”

“比方有这么一篇：一个年轻士兵是个孤儿，十九岁，他是他的老丈人把他养大的。他老丈人指望他到部队出息出息，见见世面，混成排长连长就回去娶他女儿。结果他上前线第三天就给地雷炸伤了。伤得没法娶他老丈人的女儿了。”

“为什么？”

“他反正是没法让女人生孩子了。”

“……噢，我说呢。”

“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对不起把他养大的老丈人。后来他就服了一百多粒安眠药。他在前线表现得非常英勇，是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

“你专门写这种事？”

他靠回到椅背上，觉得我若说的是实话，那可没什么劲。

“我对这种故事比较有兴趣。”

“为什么？”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我这个美国动作做得够不够纯正。他端起纸杯子，喝了一小口水。他想这个女人大概没什么审头，她没干过几桩上台面的事。这回轮到他偷看一眼手表，轮到他觉得日子难熬了。

“圣诞节真是很累人的一桩事。”他说。

“没错。”

“你们在中国过圣诞节吗？”他开始清理桌子，准备下班。

“现在时髦的年轻人都相互寄圣诞卡片什么的。也有人会弄棵圣诞树。”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在北京一块儿去的那个圣诞晚会，有圣诞树没有？”

这小子原来很阴险。

“我没有跟安德烈·戴维斯一块儿去过圣诞晚会。”

“那你和他一块儿去了哪里？”

“我在北京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世上有个叫安德烈·戴维斯的美国外交官。”

“难道我记错了？你不是说过你们是在北京认识的，是在一个很大的圣诞晚会上？”

“我没有说过我和戴维斯在北京见过面。”

“那你说过你们俩在哪里见的面？”

这个表面憨厚的家伙绝不像他看上去那么弱智。他把我脑子搅成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