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鸡还是家禽，只会下蛋，不会卖淫。蔬菜和粮食都没有毒，架上的黄瓜、地里的萝卜，擦擦泥就能吃，爽脆清甜。世界山青水绿，遍地都是野菜，半个小时能挖一大筐，无公害，有营养，人都不吃，全剁了喂猪。那时我父亲是村里的民办教师，一个人带三个年级，这边教语文，那边教算术，天天一身粉笔灰，回家后喝杯酒，叹两声，关上门就拿我妈出气。他是村里的文明人，打老婆也讲究风度：不动拳头，不打脸，只在身上狠扭狠掐。我妈不识字，但知道三从四德，全力配合，从来不哭不叫，任他扭，任他掐，咬牙忍着，常常一身乌青，打完了照样扫地做饭、缝衣喂猪。那时候我基本都站在窗外，里面响一声我就哆嗦一下，但七八岁的小孩能做什么呢？还不敢大声哭，我缩成一团，一心只想钻到墙里去。

我父亲一生积极，领袖说上山下乡，他就上山下乡；领袖说扎根农村，他就娶了我妈。别人偷奸耍滑，他下力真干，挖梯田，送大粪，一颗红心两腿烂疮。别人都回城，他不回，说人家思想落后。后来想回也回不去了。1974年是他最后的机会，革委会给了一张表，他偷偷填了，回家收拾了一点东西，摸摸我的脑袋，什么也没说就跑了。我外公当时还活着，把全家召齐，连夜赶了三十里山路，在县城汽车站堵住了他，派两个舅舅上去打了一顿，然后押回公社。那是我对这世界最早的记忆：我的父亲五花大绑，一头是血，街两边站满了没心没肺的杂种，都指着他冷冷地笑。我伸手拉他，我的父亲两眼血红，一脚把我踢倒：“小畜生，滚！”

那年我五岁，还是个孩子。我父亲二十六岁，放在今天，也还是个孩子。每个好孩子都有人疼，唯独我们父子没有。

我高中时他在镇上开了个裁缝铺，几乎从不回家，天天戴个老花镜踩缝纫机，嘴里长吁短叹，才四十多岁的人，头发都白了一半。1986年除夕之夜，他喝了整整一斤散装白酒，又要打我妈，那时我已经挺高了，冲过去一脚把他踢倒。这时外面的鞭炮声噼噼啪啪地响起来，我的父亲瘫坐在泥水里，头发花白，满脸流泪，对我妈说：“我这辈子，就是让你毁了，就是让你毁了！”

他死时我不在。回家后到他坟前坐了几个小时，一直没哭，感觉就像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听说我妈倒是哭得厉害，死死抱着他，几个人都拉不开。她不识字，不会说什么动人的言词，从头到尾都是一句话：“你啊你啊，你吃了多少苦啊，吃了多少苦啊……”

我们这代人都是仇恨生的，一出娘胎便心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