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大法小，刺猬横行，升斗小民都是温顺的兔子，纵然周身铁甲，照样遍体鳞伤。所谓“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不外乎三个原则：要办法不要宪法、顾人情不顾国情、讲治理不讲道理。县委书记一句话，胜似西天百卷经，法律算个鸟。圈内有句名言：权利无保障，即是无权利。现实即是如此。我是公民，有选举权，但从没投过票；我依法纳税，有知情权，可从来不知谁花了我的钱，花在什么地方。想来无非几个去处：或为杯中酒，或为盘中馐，或为赌台豪博之资，或为小姐胯下之费，反正没人敢过问，花钱的理直气壮，掏钱的忍气吞声。律师以维护当事人权益为天职，其实自己的权益也没有保障。执业证一年一审，年年缴费，1999年五千多，2000年四千多，今年降了一些，两千五百五十元。其中大部分叫注册费，其实是律协的会费，我连续交了十四年。明知这事违反了国务院的规定，一无依据，二无道理，绝对是乱收费，不过收钱的全是大爷，惹不起躲得起，只有忍痛掏腰包。全国十三万律师中不乏高人，有名教授、大学者，人人精通法律，个个舌灿莲花，没一个敢稍有微词。

这权利没法主张。发文收费的是财政局的大爷，虽然文件违法，可该大爷只发文件不收钱，这在法律上叫做“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起诉。律协的大爷按文件办事，只要文件没撤销，收钱就是合法行为，所谓“恶法亦法”，不能起诉。这事外行很难理解，打个比方：流氓教唆瘸子打哑巴，哑巴他爹过来评理，流氓说：我肯定没责任，又不是我打的。再去找瘸子，瘸子也有道理：流氓叫我打，我敢不打吗？

在这里，律师就是那苦命的哑巴，而且更惨，他连个爹都没有，只有一群狠心的后妈。

几千块不算什么，我挨过更锋利的刀。1993年一个执行案，标的很小，说好了律师费给两千七。那时没经验，也没带当事人，自己就去了法院。被执行人是郊外的一家养殖场，法官开车，走到一半说要加油，我当然识相，掏了一百多。加完油已经中午了，先吃饭，又是三百多。吃完饭当然要休息一会儿，进了一家美容院，两位法官又洗面又推油，我一看这阵势，立马缩成一团：钱不够，麻烦了。赶紧回去找老潘借钱。回来时晚了点，老板娘正跟法官要钱，法官当然不肯给，吵得一塌糊涂。我赶紧买单，整九百。一位法官皮笑肉不笑地问我：“原来你不着急啊？那回去吧，别执行了。”我连连道歉，还不能说借钱，只说有点急事。法官点点头：“哦，原来有急事，爹死了还是娘死了？”我不敢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