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警察向他走来时，他看看那两张白纸——他的不辞而别。警车鸣笛开道，他回过头就能看到他熟悉的街道旁边站着看热闹的人群。他从来没有看过此类热闹；没有那种胃口和情趣。到了体育场，组织来参加公审会的人一圈圈坐上去，座无虚席，有那么几个缺乏理性的人被押进场时虚张声势地喊口号，声音是撕出嗓子眼的。他们无非是觉得太没面子了，体面了半辈子最后落个这样的死法，让上万的人当作斗兽场的牺牲来看。所以他们就是喊几声给自己挣回点面子。

五六十个死刑犯从上海的各个监狱集中到这里，秩序很乱。三月天出了个五月的太阳，早早到来并等了一个上午的群众们无法如厕，就在附近的背静处解决；犯人们忍禁不住的粪便顺腿而下，挂在裤子上，随着他们移动；人民和敌人的排泄物一同让太阳蒸发，万人体育馆出来了万人大厕所的气味。

大会往下进行，一个个代表发言，犯人们的身高渐渐缩短，越来越矮，最后比地面高不了多少。押车的士兵都成了搬运工，提起那些快要化成一滩的死囚，往卡车上装。没有化成一滩的人也不少，那些喊口号的有的嘴被堵上了毛巾，有的冷冷地拒绝解放军士兵的帮助。陆焉识听见他前面一个风度翩翩的老者说：“请不要碰我。我自己可以走。”

于是陆焉识受到了鼓舞，当两只粗大黝黑的手从他身边伸过来时，他说：“谢谢，不过让我自己来。”

那个1955年3月4日走在陆焉识前面的老者活灵活现地进入了陆焉识的记忆，让他在1976年11月2日的清晨继续激励自己。老者当时一定想，活到自己的寿数，死也算个正当事物了，发生就发生吧。1976年的陆焉识正是这样想的，可以了，不错了，就是寻常人家的老人，活到七十来岁，也不该有什么不甘了。1955年的陆焉识在卡车上站到了老者旁边，站得玉树临风，上海迎面而来，碰到他的脸分开，又在他的两侧退去。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叶还小，绿色非常年轻，在车速加快后成了两道绿流，把许许多多的人脸以及商店、楼房也流动了进去。

人脸里不会有婉喻的，她也不具备那种胃口和情趣。

我祖父陆焉识在听到枪声之后——也就是第一批死囚倒下之后被推到一边。推他的人气喘吁吁，问道：“叫你半天，怎么不答应？！”

陆焉识连看他的兴趣都没了。

“你是叫陆焉识吗？！”

“是、是我。”

“跟我走吧。”那人把他推出队列，“你的减刑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