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诺这个坏蛋和德·弗里莱尔先生很容易让检察长和法官们干出可能使我感到不快的事。”

德·雷纳尔夫人毫不困难地就对她丈夫的命令作出了让步。“如果我在法庭露面，”她对自己说，“给人的印象就好像我要求报复似的。”

尽管她对她的律师和她的丈夫作出种种谨慎的诺言，刚到贝藏松，她就立刻亲笔写信给每一位陪审官：“审判的那一天，先生，我决不会露面，因为我露面可能对索雷尔先生带来不利的影响。我在世界上只盼望一件事，而且满腔热情地盼望着，那就是他能够得救。请您相信，一个无辜的人由于我的缘故而被判处死刑，这个可怕的想法会使我的余生过得郁郁寡欢，毫无疑问，还会缩短我的寿命。我还活着，你们怎么能判处他死刑呢？不，可以肯定，社会没有权利夺走一个人的生命，特别是像于连·索雷尔这样一个人的生命。在维里埃尔，人人都知道他有过精神失常的时刻。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有一些有权有势的敌人；但是，即使是他的那些敌人（而且他有多少敌人啊！），又有哪一个对他的惊人的才华和渊博的学问抱怀疑态度呢？先生，您将审判的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全都知道他虔诚、明智、勤勉；但是每年他的忧郁症都要发作两三次，甚至精神失常。全维里埃尔城的人，我们去度过气候宜人的季节的维尔吉的所有邻居，我的全家，甚至专区区长先生，都可以证明他的堪为楷模的虔诚态度；他能够背出整本《圣经》。一个不信宗教的人会一连多少年发奋学习圣书吗？我的儿子们将有幸向您呈递这封信，他们都还是孩子。请您屈尊问问他们，先生，他们会把与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有关的详细情况告诉您，为了能使您相信对他判刑是极其惨无人道的，所有这些详细情况也许还是需要的。您非但不是替我报仇，反而会置我于死地。

“他的敌人们能拿什么来反对这个事实呢？我的孩子们曾经亲眼见到他们的家庭教师的那种精神错乱的时刻，我受的伤就是那精神错乱的时刻造成的结果，它的危险是那么小，还不满两个月我已经可以乘驿车从维里埃尔到贝藏松来了。如果我知道，先生，您对救一个犯的罪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人，使他不受法律的惨无人道的对待，还有极小的一点犹豫，我将离开我的丈夫命令我躺卧的病床，来跪倒在您的面前。

“请您宣布，先生，预谋是不确实的，那样您以后就不会责备自己应该对一个无辜者的流血负责，”等等，等等。